做国际教育尤其要有一颗非功利的心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校长访谈录
对很多家长而言，选择国际教育路线，意味着选择了一条以孩子为中心的个性化发展之路。在这样的理念下，如何帮孩子找到适合的学校，已经成为申学择校季家长最为纠结的话题。
一个尊重孩子个性发展的国际课程班或学校应该如何？沪上作家叶开曾这样评论：我相信一种真正的优质教育，是让孩子真正快乐、幸福，自我完善的教育。至于在学校的相对封闭圈层里的知识汲取，已经是第二性功能了。
上月中，记者走进上海平和双语学校，采访万玮校长和该校IB中文老师郁佳震，听这所老牌口碑双语学校如何从他们的角度谈对国际教育的理解。在平和学校看来，通过国际课程升入心仪大学早已不是学生学业终点，也不该是一所国际课程高中的终极目标，做国际课程一定要有一颗不功利的心，坚守一种“不讨巧”的教育模式，让学生有更长远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能力。
文/吴微 编辑/吴妍娇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位于沪上一个知名国际社区，沿着灰色泥砖砌成的人行道一路走来，你会路过一座修着尖顶钟楼的红砖墙英式国际学校、一桌桌坐满“老外”的沿街咖啡馆，甚至路遇一个上前问路的，都是普通话颇为标准的金发姑娘。
平和学校就在这个街区一条宁静的支路上。午间应该是这条街一天当中行人最少的辰光，我站在学校紧闭的铁门前，看着直面校门的教学楼，突然有种“这才是一家中国学校”的亲切感，而不是好像迎门撞见一幢英国庄园或一大片绿茵球场的“舶来”感觉。
一所中国学校如何办好国际课程？随着国际教育不断升温的趋势，平和双语这所沪上第一家招收中国国籍学生的IB课程学校也越来越热门。在外滩教育的家长群中，无论在谈到学术课程还是毕业生去向，平和学校一直口碑上佳，然而，仍有两个问题，我一直十分好奇：
一个是关于学生活动。如果你关注平和双语学校的微信号“平和教育”，你就会真心叹服于学生活动的丰富，其中一些活动，比如学生拍摄微电影，无论思想深度还是技术手法，都钻研得很深。诸如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如果学校给学生这样“钻研”兴趣的环境，又如何保证学生的成绩，尤其当学生选的还是IB这样号称全球最难的课程。
二是关于外教。对于一所大部分学生终将出国的双语学校而言，外教比例似乎已经成为默认的“卖点”。仅今年来看，好几家双语学校落户上海，中外老师比都是1:1，而据我了解，平和的课程开发骨干似乎一直都是中教，外教约占所有教师的25%左右。那么，平和学校IB课程的底气在哪里？
和校长一起午餐
尽管我是带着要和校长讨论学生课外活动的准备来探访的，但还是没想到，探访第一项，就是跟学生活动有关。
因为正赶上饭点，校长万玮跟我说，“一起去吃饭，今天刚好有个‘校长午餐’的安排。”
食堂教学楼后面，校长、教职工和学生们共用这个食堂，用标识牌分设用餐区域，校长用餐的地方在食堂里厢，没有任何“门”之类的东西将之与外面隔断。
我们到的时候“校长午餐”已经开始了，一个看起来十分文秀的男孩子正和三四位老师讲述自己的想法。男生开始时有点放不开，无论自己讲述还是听老师提意见，都端端正正地停在那里，一直被老师提醒“吃饭、吃饭。”
这位吴同学想做一项推广筷子正确拿法的活动。他讲述自己小时候如何不断被叔叔纠正拿筷子的姿势，直到掌握了正确的握法；上学之后，他从初中就开始留意同学们拿筷子的姿势，包括在平和，他发现身边的同学拿筷子的姿势五花八门，但对的却没有几个。
日本和韩国学生也是使筷子的。他自己去日本、韩国同学中间做过小调查，发现他们拿筷子的方法也是有对有错，但总体的正确率要比国内学生高；研究也做了一些，比如去网络上搜索关于中国人拿筷子这项传统的文献，以及国外发布的一些研究报告。
最近，他还在微博上发起一项关于“筷子正确拿法”的“民意调查”，结果有一些是赞同的，更多的表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但吴同学还是想试一试，影响一些身边的人。“如果越来越多人不在意筷子的拿法，那么正确拿筷子的方法真的有可能失掉，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吧。”小孩子动不动立意就立得很大，态度也很坚决，于是，他给校长写了邮件，来请教校长接下去还可能再做些什么。
在话题展开的同时，在座的老师，以及万校长纷纷展示自己拿筷子的姿势给吴同学看，结果只有一位女老师是对的。
大家回忆起自己是怎么学习拿筷子的，又是如何演变成一种交叉杠杆式的拿法——似乎大部分错误的拿法都是这种。而吴同学的拿法是拇指、食指和中指合力控制其中一根筷子，两根筷子拿在手里呈平行状，使用时前端合为一点，使用全过程中绝不交叉——好用不好用大概用熟了才知道，但的确比我现在的拿法美观多了。吴同学的演示十分清楚明白，我也第一次学会了怎么拿筷子。
“这件事可以做，但首先，你怎么证明自己拿筷子的姿势是‘对’的呢?”
“所以你最好不要说正确的或是错的，这样会让很多人难于接受，你可以做些研究，看看你这种拿法的来源，然后可以说推广一种比较传统的执筷方法。”
“前期还是要做调研，找些关于执筷传统和方法佐证的资料，你可以去找高中部历史科的卢老师，他是复旦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如果他没有现成资料，你可以找他帮去你复旦大学查查相关资料；还有一位老师是上师大的，也是相关专业的，你可以去找他们帮你一起做这个研究。”
“如果做活动的话，你也要自己做些策划，首先要招募一些有兴趣的同学一起做这件事，然后需要做哪些工作，这些工作中哪些是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的，哪些不行，需要联络学校的哪些社团，你要自己做个规划，比如做海报，拍视频，找场地……规划好，我们再一起找。”
在话题讨论中，各位老师陆续给出自己的建设意见。
即使是作为一个完全外来插入讨论的人，这顿午餐也让我聊得兴致盎然。这不是一场学生对老师的对谈，而是好像一群对你的话题真正有兴趣的“小伙伴”在一起出谋献策。
虽然是“校长午餐”，但实际上万玮点评得并不多，而纷纷给吴同学建议的老师，据万玮之后介绍，一位是平和IBDP课程中的CAS项目协调员老师，同时是平和教育微信的总负责人陈老师；一位是与外滩教育早己熟识的郁佳震老师，一方面，作为IB中文老师，他熟稔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源所在，另一方面，他日常也十分热心平和学生的社团活动，对于如何发起一个学生校内外项目都十分了解；还有两位则是校务办公室主任徐老师以及高中部主任助理奚老师。
“这样的午餐会通常一周会有1-2次，学生通过写邮件或直接投递办公室门口校长信箱的方式来约我。”万玮向我介绍说。平和所有教职工都有一个以校名拼音为后缀的网易邮箱，前面是老师名字的全拼。平和帮所有高中学生也设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邮箱，所以通常来说，学生可以随时给每一位他知道名字的老师写邮件。“低年级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直接投递信箱，高中部学生会直接给我写邮件。”
这些邮件的内容大多跟吴同学一样，想发起社团，或依照自己的兴趣做些研究，他们都可以直接写邮件给万玮。万玮会根据信件内容决定请相关老师直接与其沟通还是邀请该生午餐，午餐会的参与老师，则是万玮根据具体情况邀请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有些问题可能就可以当场拍板决定，有些现场解决不了的，学生至少在午餐上找到3-4条后续的方向，可以联合老师一起进行下去。”万玮说。
为什么要给予这么多支持，鼓励学生去做这些？尽管走国际教育路线的家长都很明白，申请美国学校，课外活动是绕不过去的一环，但是由学校安排课外活动让学生参加，还是让学生由着自己的兴趣，“安排”老师和学校给予支持，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数。
后者比前者显然“不讨巧”多了，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家长的质疑。
“您会遇到家长跟你投诉，觉得平和学校的活动太多了吗？”在午餐会后，我这样问万校长。
“绝对有这样的投诉。”万校长这样回答。
帮学生找活动与学业的平衡
在最近5年间，引入国际课程的双语学校的确面临了一些很大的转变，从最初“富裕家庭孩子考不上好公立学校，就去念国际课程”这样退而求次的选择，到如今“我的孩子念了国际课程就要进哈佛耶路普林斯顿，不能进排名前20的美国大学就是失败”的激进态度，各种双语学校开始遇到更多要求、更大挑战，而对平和双语这样的老牌学校而言，可以用一句众所周知的台词来概括其处境：“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我们都知道在课外活动中学生能够学到很多，美国提倡“PBL”（Project Based Learning，基于项目的学习）也的确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大势所趋，但家长要什么？
“如果可以自由地挑学校，你最看重学校的什么特质？”我问一位朋友，自幼儿园开始，她就为女儿选了双语幼儿园，现在孩子中班，她已经看遍沪上各种双语学校了。
“我认为还是升学的竞争力。”这位妈妈回答，随即又补充道，“有紧有松的氛围，尊重人，在升学上有竞争力。”
我相信这样的回答代表了大多数家长的心情，但实际上其中包含十分矛盾的诉求，所以在面对学校的时候，家长会有各种恐慌的问题，似乎谁也免不了。
“很多家长看到平和的活动，会在家长群里说，你们怎么这样松！”微信时代的家长很容易眼观六路，瞬间就能将好几家同类学校的氛围一字排开，质疑老师，甚至校长。
“所以平和要做的，实际上是要找到一种平衡。这样说吧，应试的东西一点不少，但我们还要保住我们的底线，去做你教育追求的东西，这比应试更难做。”万玮说。
在今年9月开学伊始，万玮在高一新生大会上做了一次名为《教养和情怀》的发言，对如何培养孩子才更有国际竞争力，平和有更长远的眼光。
“选择国际课程的学生，所面对的应试和升学压力，实际比（公立）体系里的学生已经大多了。”平和学校的IBDP中文老师郁佳震对我说。
“大一要考托福，接下来就进入到最少两年的升学流程中去了，而这两年间，还需要完成IBDP的学业，考完SAT标化考试。对于2014届的学生而言，还面临一个标化考试的改革爆点，为了担心最后几场考试出问题——美国大学委员会因为作弊嫌疑大规模取消亚洲地区成绩——还要再考完SAT之后报考ACT。学生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的一切课外活动，首先是真的从学生的兴趣出发，然后帮学生将兴趣和IBDP的CAS（IB课程体系中两年内完成150个小时社会实践活动的核心课程要求）放在一起做策划，并且帮他们做一些学分兑换的设计。”郁佳震告诉我。
“如果光看成绩，我们的学生托福平均分是110，SAT平均分是2100，2000分以上几乎是随处可见——已经不差了。”郁老师快人快语，瞬间报给我几个数字，但作为一个有志于做出中国最具文化气质、要比肩大学先修课程之IB中文课的老师，他觉得将对学生的要求盯在这几个数字上是很荒谬的。
“进入美国大学其实远远不是终点，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学生进入美国那些好大学之后的事情，甚至终身学习的事情。”
说及IB课程，郁老师侃侃而谈。作为一套难度公认全世界最大的国际课程体系，郁老师应该是6组课程都钻研过。“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学习IBDP（IB高中课程）并不光是课程本身有难度，而是思维能力提升有难度。”
对于国内学生而言，高中还处于基础教育阶段，而IBDP已经是大学预科，基础教育和选拔教育之间的转换，在进入IB课程之后就已经发生了。
比如在理科组需要写要求很高的实验报告，中文课要有小型创作；在IB的三大核心课程中，除了严格要求150小时的社会实践之外，EE（拓展论文）和TOK（知识理论），前者需要做一些独立、深入的调研和报告，后者需要跨界文史哲，根据自己的批判性思考撰写论文，在本质上已经是一个大学要求了。
IB课程的这种要求，也正是和国内课程体系，或者说，国内课程体系所关联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地方，前者要求学生对文本有分析、类比，独立思考成自己“知识论”的能力。比如IB的历史课，不会按照国别来设置，而是一本“战争”，列举古今中外发生的各种战争，让学生通过不同事实对比得到关于“战争”的相关知识，而国内课程则是先给学生一个价值观的概念，然后通过老师灌输的方式让学生牢记。
当这两种思维方式相互转换时，对于中国学生而言，是十分困难的。“IB课程公认的难，实际上难在这里。”郁佳震说。
“但实际上这种处理文本的方法和思维方式才是和将来英美大学接轨的？”我问郁老师。
“对。”
“所以你站在这样的评估体系上再来看中午这个孩子，他想做的事情的确不是基础教育应该做的，他谈及的那些问题，民俗也好，社会文化发展史也好，也都不是基础教育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做的，第一是维护他的兴趣和热情，第二是引导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他就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尽管学校根据学生的要求提供师资、提供全新的管理方法，这挑战并不小，但我们愿意去这样做。”万玮说。
做教育，“不讨巧”
有没有更简单的做法？
虽然大多数家长抱怨“应试”型的教育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但很多时候，一路从应试教育走过来的80后家长，在思维方式上，还是依赖一种应试型教育路径的，即使她们帮孩子选择了国际课程，但面对每一场考试，家长都不自觉站在了应试教育的阵营。
我们期望一所中学最终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实际上，家长的需求，第一是跳板，跳去更好的大学和平台，第二才是“立人”，两者不能得兼，家长情愿要前项。
所以简单的做法肯定是有的。在经历过很多学生升学案例之后，学校其实很容易根据美国大学的需求推导出两条标准线，成绩是一条，课外活动是一条。两条终点线拦好之后，只要帮学生不断向高处刷新成绩就好。通过这样的设计，学校能向家长交出的“成果”答卷，甚至可能是更漂亮的。
但还是那句话，升学只是学生的另一个起点。“做学校，我们不做‘讨巧’的事。有很多事情的确是可以讨巧去做的，效果也很好，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有些事，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做，并且效果可能也不会立时显现，但我们知道这件事对学生（全面成长）本身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还是会去做。”万玮说。
以郁佳震老师的IB中文课程为例，在6组IB课程科目（中文、英语、数学、科学、人文社科、视觉艺术）中，第一组IB母语是只有教学大纲，没有固定教材，包括郁老师在内的三四位老师组成教研组，从现代文、古代文言文阅读，媒介语言分析和美学等方面都有涵盖。
而在课外阅读方面，郁老师带着他的学生甚至走得更远。
“一般欧美相对好的大学，对学生的阅读量和知识面要求一定是高的，所以我会带学生尽可能读更多。比如我曾带着两三个有兴趣的同学读海德格尔的《林中路》，引领他们去思考，强大的德国哲学是怎么来的。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进一步理解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探索自己将来的学术点在哪里，而活动，则能在实践中提升他们的能力。”郁老师说。
郁老师还讲到另外一个已经毕业的杨姓同学，杨同学对心理学有兴趣，于是在高中期间坚持啃下一本《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开始当然读不懂，但他坚持啃完这本书，他觉得整个心理学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了。这件事他也写进了自己的PS（个人陈述）里去了。”提到平和的优秀毕业生，郁老师脸上挂着与有荣焉的表情。
通过这些学生的例子，你能听出来平和的教育坚持“理想主义”的那一面，那就是的确是从一个个不同的学生本身出发，给予他们需要的引导。从这个角度去看，课程和课外活动，本质是没有区别的。有的是基于学生内在驱动，指引他们更进一步，有的则是基于学生的缺乏，给以补充。
平和双语有一个著名的公益项目，就是由平和全体师生捐助100万，在重庆万州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平和的学生和这所小学也常有往来。在一次迎接20多名一二年级学生来平和参观的活动中，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姓李的女孩，这是一个家庭环境非常优越的孩子，鲜少有自己操心的事情，但是在接待的路上，刚好碰上大雨。“那一瞬间，各种恐慌在女孩脑海中爆炸，担心小孩子淋雨、着凉；担心孩子走散，担心交通安全，等一切安顿好之后，小姑娘如同换了一个人一样，那种触动，比说教一万遍责任感更有效。”郁佳震老师说。
在采访过程中，万玮还跟我分享了一段沪上作家叶开对教育的反思录：
我相信一种真正的优质教育，是让孩子真正快乐、幸福，自我完善的教育。至于在学校的相对封闭圈层里的知识汲取，已经是第二性功能了。在互联网连接全球万事万物的今天和未来，知识的汲取不再是学校校园的最重要目标，更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让孩子在这里养成一种乐观、开朗、友好、互助的性格，能不能激活他们自我完善、自我充实并总是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内在动能，能不能让他们养成拥有良善人际交往能力和在平凡世界中发现不平凡事物的独特感受力。
外教还是中教，这是个问题吗？
关于活动的问题，我觉得万校长成功说服了我。站在家长角度，如果活动只是一种为了升学的倒推，或快乐教育理念下的“放羊”，那么活动是太多无益；但如果这些活动的确融合了孩子的学术发展，并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终身兴趣所在发扬下去，那可真是不错！
接下去我的第二个疑惑，就是外教问题。
我相信一定有家长在朋友中间这样评价过平和学校：他们不是纯粹的美式课堂。
对于这个问题，万校长同样没有回避，平和的外教的确没有50%那么多，但我们外教都放在必须的位置上，比如英语文学课，比如人文历史课；尽管大多数老师是中教，但在平和的IB课堂上，绝对都是全英语教学。“因为IB最后的评估是全英文的，上课、作业、考试、作文，但凡有一项是中文，评估根本无法做到。”
“从结果上看，学生英语水准也完全没问题啊？平和的学生出国之后，融入和学术能力都没有任何问题。”郁老师说。
“但有些家长会觉得，如果没有从小浸泡在一种纯粹的英语环境中，孩子无法形成英语思维。”我抛出这个很多家长跟我讨论过的话题。
“所以这其实也要看家长的诉求了，如果你想要一个完全是英语思维的孩子，那么从小就浸泡在英语环境中去好了，但很可能他的中文思维就丢失了；如果你期望孩子是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那平和的语言环境是完全没问题的。”万玮说。
“而我很怀疑让中国孩子形成精密的英语思维，这件事是否真的可能。”郁老师的观点则更直接。他所说的中国孩子，特指在国内读到初高中的那些学生。
在他看来，一般孩子到了高中前后，以母语为基础的精密思维已经形成，或者是英语，或者是中文，这种母语能力可以说是孩子一生中思维能力的基础，语言能力越精密，思维能力越广阔，在接受另一门语言、并将之作为工具时，才更容易，也钻研得更深。但如果在一门语言能力的成长过程中强行扭转，结果很可能是，两种语言都掌握不到那种精密的程度。
“相比纯熟的英语能力，我更担心我们的孩子丢失感受中文的能力。”郁佳震说。对于这一代孩子而言，典雅的中文环境几乎已经在生活中隐退了。
“孩子们纯熟使用的是网络语言；在联欢会上，学生乐队表演的都是英文歌曲，间或有日文歌曲，但很少有国语歌。中文写作受西方翻译语言影响深重，而文言文或白话文，学生几乎是看不懂的。”
相反，英文能力似乎是越来越不需要担心的一个问题，然而另一种隐忧却在渐渐显现，一些拥有英语思维的孩子在国外，突然发觉失去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反而问题更大。
回到国际课程班是否一定要外教这件事，外教是肯定需要的，但跟执着于外教数量相比，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学校的学术能力，无论来自外教的班底，还是中教的班底；而中国文化，似乎正成为各大双语学校越来越看重的一个教育内容，这不仅关系出国孩子将来的文化认同，事实上，也正成为全世界关注我们的那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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